深柳读书|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
作者 |卜卫
内容提要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女性主义思潮及理论涌入国内妇女学界和传播学界。论文回顾了其理论旅行的过程和结果，说明其理论旅行逐渐浮现出三个主要分析框架：传送模式+女性、文化研究以及传播行动主义研究。无论何种框架，社会性别理论大都被置于分析中心。虽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备受批评，但以媒介监测为特征的“传送模式+女性”研究被中国妇女活动家利用成为一种行动者媒介。由于媒介与性别研究发源于妇女学界，且与中国在地的妇女运动密切相关，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行动或实践特征，表现在政策游说和倡导、媒体批评及促进城乡性别平等文化建设等方面。在女性主义思潮与传播理论融合的过程中，“知识生产的理论偏向”、“妇女概念”、“媒介概念”、“在地知识谱系及传统”得到反思。论文还提出有利于地方知识生产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理论旅行
地方知识生产 传播行动主义研究
正文
“理论旅行”这一概念借助于学者闵冬潮在《全球化与理论旅行——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以及相关论文的解释。据闵冬潮所述，爱德华·萨义德在1984年提出了“理论旅行”。但这种旅行不是“自动”的，理论已经被其他的种族、性别、具有文化差异的知识所影响或打断。闵冬潮发现，理论旅行几乎是单向流动的，即从西方北方流向东方和南方，“如何来分析和认识这种流动(或不流动)的过程,已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妇女运动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这篇论文将回顾自1995年以来女性主义媒介理论传入我国及被改造和应用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在地知识生产进行分析。
一、女性主义思潮、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与传播研究
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来源之一是女权主义。但女权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女权主义思想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在女权主义思潮或理论谱系中，至少可以列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包括激进-自由派女权主义和激进-文化派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等。所有流派都承认性别是不平等的且应该改变的，但就不平等的原因、机制和改变的路径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大多数女权主义流派从批判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开始定义自身。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首先指出，妇女的屈从地位植根于一整套社会习惯和法律限制，这一切妨碍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其中获得成功。如社会错误观念“妇女的智力和体力不如男性”，导致妇女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要求通过制定公平的规则来追求性别公正。激进女权主义则认为，妇女的敌人是以权力、控制、等级制和竞争为特征的父权制，因此要推翻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并铲除其渗透在家庭、教会和学术研究等领域的社会文化根源，仅仅改良是没有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不信服上述解放议程，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表现形式是集团的资本主义，妇女要解放就要消除资本主义。已有研究指出，妇女的处境其实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生产结构（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生育和性（如激进女权主义）以及儿童社会化（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这些其实都需要改变。
与上述三种主义聚焦于宏观分析不同，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权主义聚焦于微观分析，指出压迫妇女的根源深藏在妇女的精神内部。研究者由此探讨妇女精神状况。西蒙·波娃在其著名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她的他者性质。后现代女权主义接受了对他者性的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由于他者性和所有那些被排斥、被回避、被拒绝、不受欢迎、被抛弃和边缘化的事物相联系，他者性反而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妇女不再是单一的自我。后现代女权主义拒绝将分散的观点集中、结合成一个统一的不可改变的真理，认同差异和多元，反对僵硬的二分法。多元文化和全球女性主义同意这一观点，但指出，所谓分裂的自我有其文化的民族的根源。殖民者不仅掠夺了被殖民者的土地和资源，也剥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影响了他们的原初的积极的自我概念……所以，全球化过程中女权主义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追求多样性的同时追求整体性的平衡。“女性被性别歧视主义的态度、种族主义、阶级特权和一大群其他的偏见所分割，只有当这些分裂被面对并且消灭它们的必要的措施被采取时，持续不变的女性联结才能出现。”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理论观点可以解释不同妇女的处境？德·劳力提斯说，如果采用“妇女作为一种立场”（women as position），“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生物学的性别（sex），社会性别概念(gender)是许多社会技术的产物和过程。社会性别与社会不平等结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制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亲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的再现体系。妇女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也不是绝对分离的各个群体。从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场所中的妇女的具体利益出发，妇女运动可以利用社会性别概念结成政治联盟。事实上，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联合国机构提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可以说是推进同盟成为现实的重要战略。1997年6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定义为：“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女性主义思潮与传播研究的关系。第一个角度是女性主义思潮如何进入传播研究，第二个角度是传播研究如何将女性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吸纳进来并进行整合。不容忽视的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以下简称“95世界妇女大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地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这种影响不仅包括理论输入，也包括国际妇女运动的实践及媒体实践。
应该说，媒体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美国著名妇女运动领导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神话》（Feminine Mystery）因批评媒体成为促使美国的妇女运动在1960年代中期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由媒介批评引发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渐进入了传播学科。在研究初期，不少学者采用女性主义思潮类型对研究议题进行归类，如将强烈关注色情议题的称为激进女权主义研究，将讨论刻板印象和性别社会化的称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研究，强调性别、阶级意识形态之间联系的被归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传播学界较少关注性别议题。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著的《大众传播学通论》(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在美国非常畅销，1983年第一版只字未提“妇女”、“性别”、“性别歧视主义”以及其他女性主义关心的论题。但在1987年第二版中，增加了关于性别的内容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才不断出现各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文献和有关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报告及其他有关论文或论著。
当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被引入中国时，性别议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直至1992年至1994年，在中国政府筹备95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妇女学研究者、妇女活动家和媒介记者有机会参加了各种国际媒介与妇女的专题论坛，如1994年2月12日至17日在曼谷举行的“增进妇女传播权利大会”、1995年3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妇女与媒介”专题研讨会等，媒介与性别问题开始被提出来讨论。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了《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的研究报告。这是第一份出现在中国大陆传播学学术刊物上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关于媒介与妇女的研究报告。为配合95世界妇女大会，新闻传播学界有三个重要行动：（1）中华全国记者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对全国女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2）中央电视台利用自己的收视网络第一次进行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调查，1996年出版了《1995年中国妇女问题调查报告与论文选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其中分析了中国传播接收的两性差异；（3）《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组织了9篇关于媒介与妇女的论文，包括3篇本土定量研究报告和6篇国际倡导文献，发表于1995年该刊的第二期，其中包括《曼谷增进妇女权利传播大会宣言》等重要文献。上述研究成果可看作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开端，无一例外受到95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
在95世界妇女大会筹备期间，美国妇女运动领导者贝蒂·弗里丹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并做了演讲，第二次在95世界妇女大会期间的怀柔NGO论坛，与新华社特稿社社长熊蕾作为“媒介监测工作坊”的主旨发言人，分别介绍了美国和中国的媒介监测项目，并散发了如何做媒介监测及其倡导的手册。95世界妇女大会首先影响了一批来自主流大众媒介行业的记者和妇女学界的研究者。1995年至1996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动员十余位研究者和记者发起了“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来自首都女记者协会、《中国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等的媒体记者，在1996年3月25日成立了“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媒介再现进行批评，并于2001年出版了媒介批评文集《谁是霸王 谁是姬》。当时的研究成果几乎不是为了学术领域积累知识，而更多地被看作倡导和游说的工具，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部分。
应该指出，全国妇联在推动媒介与性别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5世界妇女大会后，全国妇联及其妇女研究所通过“北京+5”全国研讨会的媒介论坛（2000年）、全国“大众传媒与妇女发展研讨会”（2001年）等发起了媒介与性别研究。研讨会在妇联研究系统、媒体和学界征集了约130篇论文。尔后，将其中13篇论文刊登在《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和第3期上，并附有约50篇论文的观点和研究摘要。同年，全国妇联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下主办了“大众媒介与女童”的研讨会，对与会的200多位记者和相关人员进行了社会性别培训。2004年，为参加亚太区域性和全球性“北京+10”的活动，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组织了中国民间妇女组织撰写了“中国非政府妇女组织对中国政府执行《行动纲领》和《成果文件》的评估报告”，其中包括“妇女与媒体”。2005年8月，中国妇女研究会为纪念95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举办了“北京+10论坛”。与此同时，若干民间妇女组织合作，编写了《妇女发展蓝皮书——中国妇女发展报告95+10》，汇集了2005年以来的重要监测报告以及有关行动干预的论文。
与妇女学界相比，传播学界的媒介与性别研究不是以有组织的大型专题研讨会、政策游说或集体行动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一些研究人员零散地自发地投入到性别与媒介研究领域。2005年以前，研究者个人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媒介与性别》（卜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刘利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2005年9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在中国传媒大学设立“媒介与女性”教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的第十八个教席，也是中国信息传播领域的第一个教席。教席试图通过主办国际会议、开展研究项目、组织编写教材等方式推动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发展，教席成立的意义在于，媒介与性别研究开始有组织进行。
借着95世界妇女大会，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进入了中国。这样的理论旅行有三个特征。其一，由于95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无论是妇女研究界、新闻传播学界还是传播学研究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性别”理论的影响。研究者们在评论“这是妇女研究还是性别研究”的时候，会提到“有性别”或“没有性别”。什么是社会性别？根据1995年出版的《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的定义：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权主义者强调应该将性别生物意义的男性、女性同由社会形成的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加以区别。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群体特征的行为方式。尽管很难彻底进行真实区分，但其概念上区分有破除生物决定论的重要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社会性别是可以被改变的。大多数研究者利用此概念，不断超越对妇女或两性媒介使用行为的简单测量，加强了社会性别分析。在研究早期阶段，妇女学界的研究采用社会性别视角的比例较高，以妇女学界的《妇女研究论丛》为例，1995-2004年10年来发表的35篇有关媒介与妇女的文章和论文中，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文章为33篇，占94.3%。传播和新闻学界16种刊物同时期的279篇文章中，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文章或论文为69篇，占总数的24.7%。采用社会性别概念或理论是妇女学界研究的特色之一。
其二，贝蒂·弗里丹的理论和实践被当作研究的指南，但对贝蒂·弗里丹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缺少必要的反思。就业、公共领域女性形象、广告等成为研究的主流。不难发现，贝蒂·弗里丹关注的妇女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厌倦做家庭主妇的、中上阶层的、已婚的白人妇女，而忽略了非白人的妇女和贫困女性的处境。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代表的中上层妇女的声音代替了所有不同群体妇女的声音。同时在传播学研究中其他女权主义思潮或理论较少被用来做分析框架。
但另一方面，由于媒介与性别研究发源于妇女学界，且与中国在地的妇女运动密切相关，并受到95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行动特征和实践特征，表现在政策游说和倡导、媒体批评及促进城乡性别平等文化建设等方面。由于这些在地特征和行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贝蒂·弗里丹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上述缺陷。
二、三个学术框架
鲜有国内学者从女权主义思潮出发讨论媒介与性别理论的建构。张艳红在2004年提出了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之后，曹晋从女性主义思潮和传播理论的发展两个角度讨论其结合的可能性，即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后学思潮与传播研究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结合。但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是直接以传播学为切入点的。
1995年前后，大多数学者，包括非传播专业的学者，常使用传播学传送模式框架及“加上女性”方法来研究媒介与性别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受中国台湾地区和欧洲女权主义媒介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开始使用文化研究框架。张锦华和刘蓉玫于2001年翻译出版了荷兰范·祖农（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 1994年版）。范·祖农打破了传送模式，以文化研究框架建构起媒介与性别研究的范式。进入21世纪，传播行动主义研究伴随着反对家庭暴力等主题的基层妇女运动而开始普及，这也可称为促进社会变革传播学框架。根据1995年以来的研究发表（包括论文和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学术框架，简述如下。
（一）传送模式+女性框架
传送模式+女性框架为：传播者+（女记者或女报人研究）→媒介+（妇女媒介研究）→信息+（信息/文本的性别分析）→受众+（女性受众媒介行为和态度研究）→效果+（媒介对妇女影响的研究）。
无论妇女学界还是传播学界，大多数媒介与性别的研究（不包括业务类刊物上的文章）显然受到95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集中于媒介内容的社会性别分析，试图揭露出刻板印象背后的不平等的文化意识形态。刻板印象这个概念依然来自传播学研究领域，“指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的、滞后于现实变化的以及概括性的看法”，其机制是：人们通过对范畴中个体的各种特征的观察并通过抽象形成对这个范畴的印象。根据心理学特征组合说，这种抽象表现为当人们联想到一个范畴的成员时，通常想到的该范畴的典型样例。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很难随现实变化而变化。通过观看大众媒介对各种群体特征的描述，人们容易形成对各种群体固定而概括的看法即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有时会导致社会偏见和歧视，如性别歧视、老年人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国家歧视、残障人歧视、农民歧视、同性恋歧视等，因而成为媒介伦理、政治议题。性别刻板印象主要包括对男女两性的性格、形象、智力、社会分工、家庭角色等方面的定型化，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等。性别偏见是在刻板印象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某种群体持否定的或狭隘的看法或态度，使得某类人在主流人群中严重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大众媒介是性别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但同时也具有建构性别意义和模式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特别重视大众媒介的功能。
这种“加入女性”的研究虽然促使传播学界更多地关注性别议题，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存有局限。第一，关于女记者研究，无形中“将一些很有影响的男性中心主义标准保留下来”。在传统上，只有男性认为重要的活动诸如政治、战争、经济、军事、国际、体育（足球）等才值得报道，女记者只有在这些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才算是“成功女性”，即将女性的贡献焦点放在对男性世界的贡献上，如当时报道足球议题非常出色的李响被看作是成功女性等。男性钟情的“这些活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引导着社会生活，这导致我们忽视社会再生产、性活动以及育儿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对国家、经济制度和其他公共机构所产生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地说，这样的研究焦点并没有鼓励我们去追问女性在该领域的贡献对女性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二，内容研究中的“加入女性”则典型地反映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假定：确实存在着一个“妇女真实”而大众媒介“扭曲”了它。这一假定不切实际地展现了媒介再现与“真实”之间的一致性理论。第三，接收者分析的误区在于，妇女在传播中仅仅被看作是牺牲品，她们几乎不会成为社会改变的动力。
对本来就备受批评的“传送模式”，只用社会性别视角去弥补似乎是不够的。荷兰女权主义学者范·祖农指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采用这个模式，实际上是将媒介结构和文本看作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受众则是被动的或易受控制的群体。此外，当我们谈到“妇女受众”的时候，妇女实际上被当作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妇女所属的阶级、族群、代际、性取向和地区等议题。由此，范·祖农总结说：“媒介生产不是简单的反映论，而是一个复杂的协商、再结构化的过程；媒介受众不是简单地拒绝或采用媒介信息，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情境利用和重新解释信息；媒介不是被指派来反映现实的，而是要再现我们集体的希望、恐惧和幻想并具有生产社会迷思和仪式的功能。最后，真实不是现实中的客观集合，而是在一定的权力关系中社会建构的结果。”
虽然“传送模式+女性”框架在当时比较流行，但诸多研究突破了上述局限。这些突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刻板印象研究并没有像批评中所说的集中于白人中产妇女遇到的问题，没有局限于一个优势阶层妇女的诉求，而是从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生发出此议题。进入21世纪，在广泛的媒介批评的同时，媒介与性别研究逐渐与妇女运动的主题结合起来。当妇女活动家和性别研究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意识到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平等的重要障碍而需要采取行动时，就逐渐出现了一些有关性别暴力的媒介再现的研究文献，如郭艳秋、蔡一平、王凤仙、庞明慧、张祺等人的研究，并提出了对公众进行倡导的媒体战略。除了性别暴力议题，妇女运动中的其他议题如妇女就业、妇女参政、农村妇女、高出生性别比、女童发展等也得到回应，如：媒体如何反映参政的妇女以及这种反映对女干部和女青年的影响、如何建构妇女就业的知识以及如何建构中国高出生性别比的问题等。其意义不仅在于从社会学角度增加了中国有关媒介刻板印象的研究积累，更在于满足了妇女运动的需要以及促进大众媒介改变态度。
第二，如果联系在地妇女运动的实践，原有的“传送模式”的确捉襟见肘。不难发现其模式缺少“行动者”的位置，所以在“传送模式+女性”之外，硬加上了“行动者”研究。如下：
行动者指力图通过行动来改善传播以适应妇女运动的个人、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95世界妇女大会后，推动传播改变的主要行动者包括全国妇联，民间妇女组织如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等，妇女活动家、性别研究者等。行动者试图通过研究并根据研究采取行动来影响传播者（如政策游说、倡议增加女性在传媒领导层任职的比例）、传播内容（媒介监测和倡导）和受众（对受众进行社会性别的培训、鼓励通过传播赋权边缘群体等），以促进性别平等。对上述活动的研究可称为行动者研究。
例如，从以行动者为主体的全国性媒介监测到“北京+15”时至少进行了7次。这些研究结果被用于以下行动：在大众媒介、网站和学术研讨会上公开发表；新闻发布会；评选十大性别歧视广告和十大性别公正广告；将监测数据用于撰写《“北京+10”影子报告》；将监测结果寄给各大报社，促进其讨论性别议题；利用监测结果进行针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性别培训；利用监测结果在新闻院校授课；撰写政协议案或进行政策倡导等，这使得刻板印象研究不仅具有现实的批判性，还使得这种批判逐渐付诸改变的行动。特别是从广泛的媒介批评发展到结合妇女运动的专题研究之后，使得媒介干预活动更能直接支持妇女运动。
第三，对“传送模式+女性”框架的纠偏，还来自妇女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对“另类媒介”的研究。Alternative media这个词一开始被翻译成“替代性媒介”，始于2001年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年会对媒介动员功能的讨论。UNESCO将另类媒介定义为“主流媒介之外的选择”，即：“作为主流传播传统的补充而建立的传播结构和传统。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主流媒介未能完全满足某些群体的传播需要。”1995年以来，中国妇女活动家或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和利用另类媒介（如出版物和网站等）传播自己的声音。1994年出版发行的《农家女百事通》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情境下产生的比较典型的另类媒介。这是第一本针对农村青年妇女的杂志，通过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知识和信息，交流和分享农村青年妇女的生活经历，支持农村青年妇女开创自己的生活。不仅如此，《农家女百事通》还以杂志为依托，在农村开展扫盲、小额贷款等项目，并建立了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杂志与项目一起，成为赋权农村妇女的手段。2000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发展了如下另类媒介：通讯等出版物、形象大使和公益广告、网站、社区媒介、农村戏剧和地方文艺、校园戏剧等等。
可以看出，这一学术框架传入之后，被妇女活动家和性别研究者用作一种行动者媒介。回顾95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贝蒂·弗里丹和熊蕾的媒介监测工作坊是刻板印象批评的起点，更是行动的起点。
（二）文化研究框架
来自英国伯明翰的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可以大致看作是一个强调公众及其所属社会阶级的理论框架。荷兰学者范·祖农打破了传播学固有的传送模式，试图用文化研究观点重新建构性别与传播的分析框架，其基本问题是：
“媒介如何制码以产生有关性别的论述？”
“媒介文本中有哪些偏好的及另类的性别意义？它们来自哪些话语？”
“受众如何使用和诠释具有性别含义的媒介文本？”
“受众接收信息如何影响个人建立性别主体性及认同、如何影响社会话语的建构？”。
可以清楚看到，这样建构的框架包括：
（1）媒介产制与性别制码（影响产制的媒介制度和媒介组织日常行规；媒介产制的性别结构，包括女性传播者的比例、地位和角色、组织内部的性别文化以及传播者如何对组织认同等）。
（2）媒介文本与性别（“反映真实”的内容分析和再现真实的符号学分析）。
（3）受众观看和注视的性别分析、媒介接收的性别分析等。
文化研究框架强调以受众为中心进行研究，以分析处于不同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人们，如何运用自己所处的结构为接收到的信息制造意义、适应它们以及透过何种策略颠覆它们。受众被视为意义的生产者，而非既定意义的消费者。范·祖农提到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乐趣，其政治上的解释是一种对父权文化的潜在抗拒，它要求妇女拥有休闲生活，同时也使妇女摆脱牺牲奉献的角色。这些文本也提供了男性呵护女性的乌托邦幻想，补偿了现实生活中的欠缺。这种阅读虽有一定的解放的意义，但并没有促成女性反抗父权的自觉。日常生活被看作连接社会结构的具体地点或场所，这种当代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在此转向“后结构主义”，自然带来更多的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
文化研究框架似乎顺理成章地被文学或文化研究者所接受。早期研究如“广告故事与性别”等采用了叙事学和符号学的方法，直指形象建构背后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和机制。目前的研究如“情不自禁的资本主义：理解‘霸道总裁’”，通过叙事方法分析了“霸道总裁”对女性意义的两面性。亦有将刻板印象与符号学结合起来的研究，如胡春阳等人的“男性、女性市场杂志封面女性形象的对比研究”等。
在文化研究框架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images of women）研究将“客观反映论”让位给“再现”研究。台湾学者林芳玫总结说，“再现”主张“媒体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状况，而是从无数纷杂的社会事件中主动加以挑选、重组、编排，以文字或图像等符码组成一套有秩序、可理解、有意义的叙述方式。语言本身被看作是产生特定意义的中介物，而媒体借着新闻报道或是娱乐文化等特定的语言使用方式建构出有关社会的‘真实效果’”。“再现不关心真实本身是什么，却关心媒体重组社会状况时是否对阅听人产生真实效果。”
从研究发表情况看，属于文化研究框架的产制研究和受众研究并不多。陈阳的《我国新闻生产的影响机制之研究：以妇女新闻为个案》，试图通过对记者的定性访谈方法，发现妇女新闻产生的一些影响因素。其论文以建构论为理论背景，参考Shoemaker and Reese的关于新闻产生的五个影响因素框架——记者、媒介常规、媒介组织、媒介的外部组织和意识形态，从三个分析层面来考虑影响我国生产妇女新闻的因素，即新闻工作者个体的特征和意识、新闻组织的职业常规、新闻生成的体制影响。尽管在中国情境下忽略媒介组织的类型、与媒介组织相关的外部组织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值得商榷，但她通过经验方法对我国新闻生产的影响机制作出了尝试性分析，是这一领域进展的良好开端。这类研究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参与式观察来探讨个人的性别观念、媒介组织及编辑部的性别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对性别制码的影响。
同样，以受众为中心的意义产制研究也不多，但值得提出的是一位研究者采用为期两年的参与式观察方法，探讨了“摇篮论坛”这一网上的母亲社区对母亲表达的意义、母亲身份的建构意义和母亲自组织提供的实际帮助。近期的相关论文如《认同、归属与愉悦：代群视野下广场舞女性的自我调适与主体建构》等。女权主义媒介研究以女性受众或被压迫的性别为中心，强调她们对媒介内容的解读和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表现了后现代女权主义的“以颠覆高雅/低俗、精英/平民、权威/民主之区分标准的研究旨趣”。这类研究“观照女性受众对通俗文化的审美和解读，从女性受众的实际立场出发，将女性受众的解读体验放在核心地位，使女性体验的价值合法化”张艳红：《“化害为例”的积极视角与“平民主义”的审美乐趣——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受众批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遗憾的是，虽然这类研究在文化研究框架中很重要，但除了上述研究者的研究，“将妇女受众放在中心地位”的，研究处于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结构的妇女作为主体如何解读媒介文本的经验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以致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三）传播行动主义研究
如果说学院派在做文化研究，“基层派”（主要包括妇联、妇女活动家、媒体工作者、为民间妇女组织服务的传播研究者等）则开始了传播行动主义研究。这类研究的特征是：其研究发动、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都与在地促进改变的行动有关，也可能本身是一个行动研究。传播行动主义研究的焦点不在媒介批评或媒介意义接收，而在于如何通过提高参与者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创作和传播性别平等的文本以及发展性别平等相关政策等。
根据Kevin M.Carragee，传播行动主义研究至少具有如下特征：（1）研究主题关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2）理论与实践（行动）相结合，促进生产有效的社会变化和生产关于行动的知识。（3）与社会中边缘群体建立伙伴关系以共同从事行动。除上述三点外，有学者还强调了第四个特征即“研究赋权”，即行动传播研究者将研究看作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或工具，致力于在研究过程中增加研究参与者对传播以及传播权利的认知，增强进行传播的能力，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传播行动主义研究集中研究行动者和行动，这与“传送模式+女性框架”中硬加上的“行动者研究”相呼应。新近研究行动者的论文如《“看见女性劳动者”——新冠疫情中女性自媒体与话语行动主义》，可完全脱离“传送模式+女性”的框架，看作是传播行动主义研究。
虽然传播行动主义在传播学界不太“主流”，但“基层派”的很多研究可以汇集其中，如参与审查媒介政策（文献批评方法）、建立媒介监测组织和开展媒介监测（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媒体和相关人员进行社会性别培训（采用社会性别理论）、与媒介一起建立性别报道的公平准则或伦理原则、参与媒体文本创作、鼓励公众讨论性别形象、组织行动者研究和发声、发展另类媒介或自媒体并做自我民族志研究。特别是在基层，研究者与当地妇联组织、民间妇女组织合作，与当地妇女就某个议题（如反对家庭暴力、修改带有性别歧视的乡规民约、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基层选举等）一起创造性别平等的信息，进行社区试验或行动研究，以促进当地的社会改变。
对传播行动主义研究者来说，媒介监测不仅是研究，更是政策游说、公众倡导和促进改变的工具。2003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在《中国妇女报》开设监测专栏“传媒守望”，至2004年底已发表300多篇媒介监测文章。这一行动已被写入“北京+10”全球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在第49届妇地会上的报告，即“各国设立了国家机构以监测媒体内对妇女的描绘并制定规章和准则。中国妇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定期在《中国妇女报》登载一个专栏，从性别视角监测和报道媒体情况”，将其作为审查《北京行动纲领》和题为“2000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成果文件的执行情况之一。
传播行动主义研究大都是有组织的研究或合作研究。在这类研究中，通常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性别培训，其目标是提高社会性别觉悟。“提高觉悟”就是要质询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包括质询媒介在建立（或改变）社会等级制度的角色。批判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必须从对自己处境的“无意识”（unconsciousness）中觉醒（马克思称为虚假意识形态，false consciousness），进入到对自己处境的有意识状态。这样，许多女性主义的草根组织就开展了“提高意识（或觉悟）”（consciousness-raising）的运动或活动，使妇女了解和批评在男性中心（父权制）社会中她们自己经历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女权主义对媒介工业的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批判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产生了共鸣。在这个基础上，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了男性统治的媒介工业如何剥削妇女的身体和才能来增加工业利润，并且同时增加了男性的权力。
（四）理论旅行小结
就媒介与性别研究而言，从新闻传播界和妇女学界的研究发表情况来看，旅行到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主要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也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成分。引进主要发生在95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其动力在于研究者们要与国际妇女运动互动对话，重新审视本土问题并试图解决本土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95世界妇女大会影响的妇女学界和传播学界的研究者/妇女活动家参与了这些理论的再次创造和推广的过程，并逐渐成为媒介与性别研究的主流。
“传送模式+女性”框架及刻板印象研究传入中国传播学界后，这个领域的一个较大进展表现为社会性别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使研究者看到了原先被蒙蔽的性别问题。由于受到95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这一框架也直接与在地的各种妇女运动结合，使之产生了相对“传送模式”较为另类的“行动者研究”，为日后的传播行动主义研究铺平道路。媒介与性别研究没有停留在测量男女两性的不同的媒介使用模式、职业生涯、知识、态度和情绪（尽管早期研究接受这样的论文），而是要研究这种“不同”或差异与不平等的性别和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与文化意识形态的联系，发现其是否增强了或消减了原有的不平等，或创造了新的平等或不平等，好的研究还追求其改变。
无论“传送模式”、文化研究还是传播行动主义框架，都奉行社会性别分析。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媒介理论的不断发展，女性主义传播理论作为一种研究实体，其早期概念上和命题上的同一性（identity）已经不复存在。如安德烈·L.普雷斯所说：“今天，女性主义受福科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更多地关注范畴的部署如何使混乱的现实有序化，而不是去完善两分法的各种意义。”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概念已经发生了内爆（implosion）。与此同时，差异概念颠覆了主导了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妇女”概念，它从一种几乎是从排他的、有关白人中产阶级以及异性恋妇女的表征、生产和接受的先入之见，转到一种更包容的同时涉及其他妇女的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
这些理论的变化督促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各种女性主义思潮的演变对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影响。比如，内容分析作为一种批判性别刻板印象的主要方法，它可以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背景下现实反映论的产物，但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的重要工具，中国大量的刻板印象研究能证明这一点。又如，由于激进女性主义指出异性恋是强化性别及阶级压迫体系的一个关键，就非常关注一般电视如何将传统的家庭生活描绘成一种能够解决各种问题的地方，并常出现强制的异性恋婚姻或将男性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支配者等。想象一下，为什么艾滋病不是一种致死人数最高的疾病但却是一种被高度渲染的疾病，这包含了对性别意识的焦虑，特别是对同性恋性欲及其文化的焦虑，使社会对艾滋病产生了“精神上的恐慌”。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与性别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绝不仅指女性，还包括男性、跨性别人群等性的少数群体等。媒介中男性的沮丧、暴力、犯罪、涉险活动、药物滥用以及互联网成瘾等行为已被看作是一种男性特质的文化再现。
安德烈·L.普雷斯试图从三个场域来建构女权主义传播理论，每个场域突出一种具体的理论视角：（1）女性主义、差异和身份认同——凸显那些未被听见者和未言说者的经历和声音；（2）女性主义和公共领域——从历史和当下的状况看，媒介在促进或阻碍公共辩论方面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3）新技术和身体：后现代主义边缘的女性主义——在更广泛的视野中，将女性主义研究的各种传统面向和有关媒介、技术及两者与身体的问题结合起来。这一研究主题挑战“自然”和“技术”传统的两分法，解释这两个看似相互排斥的范畴之间的潜在联系，并试图改变技术中心的局面。
如果媒介与性别研究只是局限于简单的反映论或“社会性别”二分范畴中，可能就只能一味地展示主流媒介中的受压迫的女性形象，而且会掩盖已被边缘化的脆弱妇女群体的声音，难以在上述各种理论背景下探讨更深入的问题。庆幸的是，由于中国的女权主义媒介研究一开始就在95世界妇女大会和在地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则多少突破了一些局限。也由于文化研究的新闻产制和受众中心的意义产制研究的加持，以及后来传播行动主义研究的发展，从总体上说，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没有落入备受批评的“白人中产”、“技术中心”等窠臼。传播研究与妇女运动实践的结合，促进了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发现中国情境下的研究问题。
三、反思地方知识生产
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生成的知识和研究经验是国际女权主义思潮与传播学研究结合的结果。这是一个互动形成的过程。目前，我们还难以说明在地生产了哪些可以向外输出的知识体系或学术框架。当然，我们的目标不是向外输出，而是要发展适合在地的学术框架或知识体系，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也促进知识的公平流动。
在地知识生产并非没有可能。我们发现，上述三个学术框架从传送模式、文化研究到传播行动主义研究，在传播学理论谱系中，其实越来越边缘。但正是在边缘地带，有可能生长出在地的知识体系，这与上述三种框架的发生情境密切相关。传送模式产生于大众媒介普及时代的西方情境中，而传播行动主义研究更多来自南方国家社会活动家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实践。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知识生产、媒介、妇女这三个关键概念以及在地知识谱系和传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反思知识生产的理论偏向
不仅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在性别研究等领域，也已经提出了“全球南方研究”或“南方视角”研究的议题，如澳大利亚性别研究专家Raewyn Connell在2008年出版了《南方理论》一书，奠定了性别研究的“南方视角”。这些讨论在提醒我们：所有学术概念或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社会情境之中，都代表着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相关的社会变迁之间相互建构。不加分析地采用产生于“其他”不同于我们自己情境中且不代表我们利益的框架或概念系统，就有可能在产生虚假学术成果的同时，丧失自己学术的主体性。Raewyn Connell指出，全球权力架构下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包括性别知识，几乎全部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都表现了西方（或北美）中心主义的特征。通过西方（或北美）生产知识或理论，然后作为科学知识输入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可能在这个架构下产生大量的数据和案例，充填来自西方或北美地区的理论或为其提供证据。“他者”似乎不产生理论，“他者”的研究难以成为北方世界一个选择。世界上著名的学术期刊，大多数来自北美或欧洲。这种知识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影响我们自己的知识学习和知识生产，或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近几年，性别研究的交叉理论（Intersectionality）传入中国，不仅在社会学界也在传播学界引起了讨论。这一理论思潮来自黑人女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她们挑战处于主流地位的社会性别概念的同一性，指出，“同一社会性别的群体即使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但仍然会因为内部的阶级、种族、公民身份差异而缺乏一致性(Dill＆Zambana)”，她们接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力图透过阶级、种族和性别三面棱镜来审视黑人女性身上所遭受的多重压迫，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来改善黑人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许多女权主义者都开始反思社会性别研究，转而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包括年龄、身体机能(disability)、公民身份(citizenship)和性取向(sexuality)”。应该说，女性经历不仅由性别塑造而成，也由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性取向等塑造而成。仅仅采用社会性别视角可能会在女性群体间复制不平等。交叉分析也发展了以群体为中心、以过程为中心、以系统为中心的方法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更切实际且更有利于深入研究的思路。
（二）反思媒介
有不少媒介理论探讨了大众媒介和新媒介以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和功能。当我们将这些理论“悬置”的时候，当我们开始面向不同阶层妇女发掘她们的媒介使用经验的时候（比如，不识字的年轻女性如何通过电视识字，手机是否能被流动妇女用来扫盲和维权，QQ如何帮助女性感染者形成网络，山歌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女性预防人口拐卖，女性杂志如何帮助打工妹获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信息传播技术如何帮助贫困女性减贫等），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她们的经验和视角来重新建构“媒介”的定义。研究者看到的更多的是传播技术的变迁，而相对地较少关注使用传播技术的各种不同的人群，特别是不同阶层妇女的日常使用。
在30多年的传播与社会发展项目中，我们研究了不同阶层的女性如何使用媒介以及如何采用媒介行动来促进社会改变。这些项目涉及的主题包括：反对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抗击艾滋病，预防人口拐卖，小额贷款与减贫，流动人口的健康促进，流动人口的传播与赋权，农村发展教育，儿童社区参与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可能应该系统地发展有关传统媒介（traditional media）和另类媒介的概念。这两种媒介有所交叉。另类媒介或传统媒介传播不仅是一个信息传播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行动的过程。
反对家庭暴力运动的在地实践告诉我们，另类媒介不可能从外部重新建立起来，而要依靠因地制宜的传统媒介。其经验是通过社会性别培训将传统媒介改造为另类媒介。这些经验均可成为在地知识生产的来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媒介理论，通常被我们所忽略的南亚、南美以及非洲的经验和理论也可成为我们分析这些经验的重要参考。
（三）反思“妇女”概念及妇女经验
女权主义传播理论作为一种研究实体，其早期概念上和命题上的同一性（identity）已不复存在。“什么是女性主义的传播理论？”现在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妇女”的定义首先受到挑战。“早期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白人的、西方的、中产阶级的和异性恋的偏见——这些偏见充斥于早期研究的样本和各种理论范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后殖民的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传统，它们试图颠覆一种研究议程的中心地位——那种议程在使用‘妇女’这个范畴时，主要指的是白人的、中产阶级的、西方的以及异性恋的妇女。”正是这些偏见影响了性别与媒介研究及妇女运动的方向。
为生产地方知识，我们必须尽力去发掘各阶层妇女使用或利用媒介的经验，在一定情境下从各阶层妇女的视角来解读她们的经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现成理论来“概括”她们的媒介使用经验，结果武断地得出她们需要提高“素质”的结论。应该注意，在这里，“媒介”不会仅仅定义为主流社会中的大众媒介或新媒体/传播新技术，“妇女”也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所有社会因素的统一群体。研究者应从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实践出发，将她们使用的传统媒介或另类媒介经验等包括其中。
（四）反思在地知识谱系和传统
媒介与性别研究在1995年以前的中国不是一片虚无状态，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95世界妇女大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遗产。
不难发现，进入研究与性别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大都知道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但较少了解中国晚清女报人何殷震等妇女解放的开路先锋。1903年金天翮发表了倡导男女平等的《女界钟》，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女权主义的开端，“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在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竖起一道丰碑”。但是，现有研究指出，“人们熟知的有关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总是被追溯到欧洲男性自由主义的哲学源头，而有关早期中国女权思想的发生的现存论述，也同样被纳入由晚清汉族男性所发起的启蒙主义话语之中”；而何殷震作为无政府女权主义刊物《天义报》的创刊者，则在1907-1908年就发表《女子解放问题》对金天翮以及当时男性女权主义提出了批判之声，认为是为了男子而解放女子；与此同时，她揭示了“男女有别”“不但内在于古代父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术和家庭等体制，而且更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私有制、雇佣劳动和改头换面的性别奴役的根本范畴”，并创造了一个新词“男女阶级”来分析和批判中国父权制家庭的等级制度。学者宋少鹏已探讨了何殷震的“女界革命”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贡献。但传播学界还较少有研究者就此女报人进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研究者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媒介和人民文艺中的女性形象，如贺桂梅的《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田颂云的博士论文《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研究》等，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中国在地的妇女解放理论来讨论这些媒介再现。这些历史遗产值得被进一步发掘。
总之，根据上述理论旅行的回顾分析，当下的媒介与性别的在地知识生产应面向以下几个方面：（1）面向传统，注重发掘自己的历史经验；（2）面向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妇女群体，包括农村女性、流动女性、遭受暴力或拐卖的妇女、艾滋病感染者、残障女性等因缺少权利和资源而处境不利的群体，也包括因性别认同而形成的少数群体；（3）面向在地妇女运动；（4）面向在地草根媒介、另类媒介和在地行动实践；（5）面向交叉理论/南方理论。
到底如何做女权主义媒介研究？Sandra Harding说明：如果从女性主义方法论出发，第一，应该发掘各阶层妇女的经验，并使这些经验成为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来源；第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使女性受益，而不是帮助工厂主、广告商、医药公司等解决问题；第三，在研究中，将研究者和研究问题同样置于分析反思的位置，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批判性审视，并反省和处理研究者的身份认同（种族、性别、阶级等）对研究的影响。“女性主义研究的这三个特征决定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水准和专业水平”，这也可以称为女性主义的研究政治和伦理。总之，从各阶层妇女使用媒介的经验出发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产生具有解放妇女意义的地方知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走基层”进而“在基层”正是地方知识生产的起点。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9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余俊茹